新聞的報導發現秦檜遺囑後考古隊向秦檜磕頭。據未經證實的消息透露,有關文物部門已經初步確定該批文物中包括有秦檜親筆書寫的「政治遺囑」,對其生前的引人爭議的行為作了一定的辯解,並對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據了解,國家文物局鑒定專家和各研究機構的著名宋史專家均已雲集現場。
自稱秦氏後人的多名人士表示,將密切關注該文物的鑒定,如確定先祖罪名不實,根據疑罪從無和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將可能入稟法院要求取消岳飛廟中的秦氏夫婦跪像,如仍要設立跪像,則應「將跪像腦袋換為書本,代表食書不化、空言誤國的腐儒們該為中國的落後而懺悔」。
該份被專家初步認定為秦檜「政治遺囑」的文物,書寫在一塊長達 2.2米、寬約 50公分的綢緞上,這也是其能保持至今的主要原因。
出土該批文物的村莊位於本市郊區,早先名為麓洱,現名為壺侑,因風光優美,出產茶葉,宋代時一度是高官們的莊園。此次所發掘的宋墓,專家估計為秦氏子侄輩的墓穴,時間應在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為岳飛平反昭雪)後,秦氏此時逐漸失勢,一些身前文物成為族人累贅和朝野忌諱,乾脆採用殉葬方式掩藏。
巧合的是,隨本次墓葬發掘一起出土的地契資料表明,此地莊園基本為岳秦兩家分領。兩家比鄰,這也是宋史研究的研究的新發現之一。
據消息人士透露,初步鑒定秦檜該份遺囑作於高宗紹興十四年(1145年),時年55歲(秦檜生於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即其死前(1155年)十年,岳飛含冤被殺(紹興十一年臘月,1142年1月)後三年。
秦檜在該份遺囑中,首先告誡子孫遠離政治,自己深知將「獲譴汗青」,「蒙羞萬年」,叮囑子孫在他死後萬莫貪戀祿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後為他爭辯,「庶幾可得苟全性命」,並對幾個已身據高位的族人詳細指示了退出政壇的方略。專家正是據此認定此書信為家族內的政治遺囑。
據已經詳細閱讀該份文物的一位匿名專家介紹,秦檜在該份遺囑中表明自己堅信對金議和是當時的「國情」下保全家國的唯一出路,也曾經和岳飛直接探討過此問題,但岳飛表示「要為不可為之事」。
而宋高宗其實並不反對北伐作戰,因為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令他「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顯然皇帝很陶醉這種救世主的感覺。
但因為岳飛在規復舊河山之外,經常公開宣揚要「迎還二帝」,而金國也不斷在戰爭失利時派密使威脅高宗要「送還汝兄」,並不斷暗示囚在五國城的宋欽宗與岳飛有秘密來往,令高宗疑竇叢生,甚至到了「寢食不思」地步。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飛,就是因為金使送來了岳飛與欽宗聯絡的「確切證據」,欽宗甚至揚言返國復辟後將清洗「老九」(高宗為徽宗第九子)的人馬,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飛對證確認。
據了解,秦檜在遺囑中說,高宗與岳飛的晤談一概秘密進行,他也不能與聞。但事後高宗告訴他,岳飛一再表態自己只想收復北方迎還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後願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歸田。至於帝位歸屬,岳飛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間事」,沒有旗幟鮮明地表態。秦檜在遺囑中對岳飛的戰功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岳飛的善戰為其議和提供相當大的便利空間,以打促談效果很好。
但岳飛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較孤僻,與人不好相處,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與皇帝言語不合而撂挑子走人,與皇帝結了深怨。
岳飛不大考慮高宗本人的利益,不僅和被囚敵國的欽宗有謠傳中的來往,還多次當面勸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隱疾(據後世醫學推斷是陽痿)而無子嗣,因此十分懷疑岳飛擁兵欲立擁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違背了祖宗傳下的抑武揚文的宗旨,估計也是因此引發高宗殺機,不惜破除有宋以來不殺大臣的誓言。
秦檜表示,他已竭盡全力至少保全岳雲和張憲,但高宗指示全殺,他亦無奈。同僚們在岳飛被殺後不敢質問皇帝,都來質問秦檜,秦檜也不敢和不便說皇帝的意思,只好說「莫須有」含糊應對。
據透露,秦檜在遺囑中激烈指責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空言誤國,「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國而好言國事」,以為慷慨激昂就能救國救民,更以為說過就等於做過了。自己不挑擔子,還好以大帽子壓人,政府只要提出金國議和,就會被指媚外,而戰爭需要大量積累,需要「暫息兵戈勤稼穡」與民生息。秦檜說自己不得不以強勢壓下這種言論,斷了不少空談者的仕途和財路~「開罪言路罪在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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