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2)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2)

今天的中國人也許仍有盛贊明清社會之穩定者，但西方人的語言裡，對這種僵化狀態只有赤裸裸的厭惡 。赫爾德把中國比喻成一具僵屍：“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 物一般。”比萬博士說：“為了避免中國的命運，歐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蠻生活的代價。”這個代價在他們看來是值得的”。

              赫爾德

為甚麼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代以後的中國人差別這麼大？變化

 是甚麼時候開始、如何造成的？其實，最早的改變要從秦朝說起。在當時的七國，秦國處於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靠遊牧和狩獵為生，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歷過充分中原化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濃烈的蠻夷氣質。草原文化中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 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 心，都很團結。所以後來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迅速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

本來，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制，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已經形成，但商鞅的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中原文化經過長期發展，此時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崇尚優雅和尊嚴。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產關係比較簡單、原始、純樸，所以他們直接以追求生存、積累財富為目的，很少加以掩飾。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強權。

商鞅從軍爵制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制度，收回特權，只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採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 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就屠殺了 700多位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秦國這樣的發展模式，當時的其他國家稱之為“虎狼之國”。但打來打去， 最後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秦始皇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 也沒有思想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凌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只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了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只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秦始皇確立了君憲制度，給專制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後面的歷朝歷代，繼續在專制的基礎上添磚加瓦。

皇帝制度的發明，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權力都為皇帝一個人壟斷，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為皇帝個人牢牢控制。   過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制體制，抑制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   在此後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沈沈，再沒有出現一個可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制度

也沒有出現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

隸而不得”的一治一亂中掙扎，“奴隸性格”和“專制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徵。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性劣化的 第一個推手是秦始皇。

宋 代的 “文弱 ”

如果直接從唐朝跳到宋朝，你會打一個冷顫：這兩個時代的氣質

是如此不同。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唐人粗豪， 宋人細膩；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詩熱烈，宋詩沈思。到底發生了甚麼，使得唐宋兩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這一切，源於宋代統治者對武器的深深恐懼。

也難怪！從開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 220 年間，中國都是在打打殺殺中度過的，：先是生靈塗炭的安史之亂，，，，,  然後是動蕩不安的藩鎮割據， 後來又是亂成一團的五代十國。以兵變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江山的趙匡胤，不想再繼續這無望的惡性循環，結束它的辦法只有一個：建立新的遊戲規則，讓人們不再憑槍桿子，而是憑筆桿子進行競爭。因此，宋代政治設計的第一個特點是對武力的全方位防範。開國不久，趙匡胤就“杯酒釋兵權”，戲劇性地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的將軍的軍權。接著，他又在制度設計上費盡了腦筋，從各方面限制武將的權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制度設計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晉升卻非常緩慢。除了給武將戴上無形的枷鎖，趙匡胤還破天荒地給武器也加上了鎖鏈，禁止武器的法令，後來發展到了可笑的程度：連民間祭祀、 社戲時所用的儀仗刀槍也被禁止。

除了對武將大力防範，趙匡胤也沒忘了給文臣套上籠頭。精明的宋太祖運用分權和制衡之術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權分割成幾塊，將軍權交給樞密院，部分行政權交給新設立的“參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設“三司”專門管理財政，分掉了宰相的財權……雖然代價是形成有宋一代難以根治的“冗官”格局，，, 但是趙匡胤終於排除了一切使貴族階層死灰復燃的可能，獨攬軍、政、 財一切大權，達到“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 的乾綱獨斷境界。在專制集權的方向上，趙匡胤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極限。有宋一代，繼秦朝之後，實現了專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級。

宋代的政治設計大幅改變了中國人的性格。中國人歷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場為榮。宋代民間流行的俗語是：“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 宋代男人開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們沈醉在案頭書牘之中， 在日復一日的淺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們的體質越來越差，性格也越來越細膩。正如梁啟超所說：“重文輕武之習既成，於是武事廢墜， 民氣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敢敢如馴羊。”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趙匡胤通過整體民族的文雅化保證了趙氏的身家安全，卻導致整個民族失去了安

全。雖然宋代物質實力遠在四夷之上，社會發展也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對

但乏戰鬥力的軍隊、過於分權的官僚體制，卻使宋朝數百年間積弱不振。元 、明、清：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打擊

如果說宋朝只是使國民普遍在氣質上變得更文弱，那麼元朝則徹

底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梁，後者對國民性的改變是摧毀性的。中國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應該說是從元朝開始的，蒙古人比較殘暴，靠暴力統治。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後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有位著名的外國學者曾 說：“韃靼統治不但壓迫了為其犧牲品的人民，並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們的

靈魂。”

08/15/2015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