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轉型正義之路

巴西的轉型正義之路-揮不去威權陰影的未來之國

1953年，當十九歲插圖編輯阿代爾(Aldyr Garcia Schlee)從全國三百多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設計出後來成為足球森巴軍團舉世聞名象徵的鮮黃色球衣時，他不會預料到往後的波折人生。在軍政府獨裁統治期間，他共被捕入獄三次，因親近共產主義有違大學精神，而被迫終止博士學業與教職，流亡海外。

同樣的，當左翼游擊隊員羅賽芙在七零年代被捕入獄，面對軍政府惡名昭彰的酷刑虐待時，大概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她將成為這個南美大國的總統，舉辦世界杯足球賽匯集舉世目光，但站在一旁的巴西足球協會主席馬林（Maria Marin），當年正是軍政府的熱心支持者。為此，羅賽芙曾想撤換馬林，但未能成功；甚至一度傳出，若因公務行程兩人非得同台不可時，羅賽芙會盡量避免與他並肩出現。

儘管與阿根廷、智利及烏拉圭等第三波民主化後的拉美鄰國相比，過去巴西處理轉型正義的近乎停滯，被評論者譏為拉丁美洲國家的離群值(outlier)，但這並不代表這個金磚大國已完全擺脫獨裁陰影；恰好相反，雖然此刻映入世人眼簾的抗議幾乎繞著貧富不均、公共服務緊縮、通膨等社會經濟議題打轉，年輕人也似早已不知獨裁歷史為何物；但威權統治的幽靈尚未散去，不時浮現引發的衝突與爭議，凸顯出該國處理轉型正義的獨特路徑。

以馬林為例，他近來常重複被提及的歷史角色是，在1975年時作為軍政府的熱心支持者，在某個國營電視台播映越共的紀錄片後，率眾前往抗議，指控電視台是左翼顛覆分子的同路人。在右翼政府獨裁統治的年代，此等罪名使得新聞部門的主管赫佐(Vladimir Herzog)很快被捕入獄，在情報部門的秘密監獄中被嚴刑拷打，最後上吊「自殺」。但是2004年，巴西媒體刊登了一張赫佐屍體被懸掛著的照片，不但揭穿軍方宣稱歷史檔案早已亡佚的謊言，也使外界重新檢視他的死因，從諸種跡象顯示乃外力所為。馬林被指也該為赫佐之死負起責任。雖然他向來否認涉案，但他曾公開讚許該秘密監獄的領導人富瑞將軍是個英雄的言論，聽在赫佐家人耳中異常刺耳，數度抨擊他沒有資格領銜籌劃體壇盛事。

舊時代的保守反動派，在民主化後的巴西位居要津不是新聞。如果連馬林這樣的軍政府外圍支持者，都能扶搖直上；那麼民主轉型後，在政壇仍動見觀瞻的軍方將領，至今仍能安穩地抵抗人權浪潮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不管是成立真相委員會收集歷史真相、追究人權侵犯者的司法責任、把前祕密監獄轉化為記憶園區推動教育等鄰國如火如荼地進行的民主建設工作，巴西幾乎付之闕如。當阿根廷與智利，早把幾百名迫害人權的軍警送入監獄時，巴西在1979年通過的特赦法，至今仍為加害者撐住保護傘，巴西無人曾為酷刑虐待負起責任。然而，這部特赦法適用的對象，也包括左翼游擊隊出於政治理由而犯下的罪行，大批流亡海外的異議分子因此得以在八零年代之後回國。儘管官民雙方的行使暴力性質、加諸對象與規模都不成比例，但這仍成為軍方至今緊握這道護身符的理由，面對外界究責聲浪，老將們動輒以「那就要將雙方都送上法庭」來加以回應。

巴西在轉型正義工作的進展緩慢，與文人政府忌憚軍方反彈妥協有關，例如羅賽芙前任的盧拉總統，一度也想成立真相委員會，但因國防部長聯合三軍總司令威脅辭職而作罷。此外，一般認為這也與該國人權侵害程度相對較小有關，根據統計，在1964-85年間遭軍政權迫害喪生的受害者約在三百至五百人之間，諸鄰國則動輒以數千計，阿根廷民間的估計甚至上看三萬。不過，這並非軍政府迫害人權的完整圖像，根據統計，光是在政變發生後數個月，被捕入獄遭遇酷刑的人就高達五萬；被迫流亡海外的異議份子也超過一萬，因獨裁統治而改變生命軌跡的人數實在難以估計。但在民主轉型之初，顧忌軍方反彈而行的妥協，使得官方從未投注資源進行詳實的調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界仰賴拼湊威權統治面貌的最重要素材，來自民間努力的成果，也就是在1985年透過教會資助，秘密收集軍方檔案編寫而成的一部酷刑報告書。

然而，在羅賽芙上任後，局勢有了改變，在總統就職典禮上邀請當年政治犯難友出席的她，早在競選期間就矢志處理這段艱難的威權遺緒。2010年四月，巴西最高法院認定特赦法並未違憲，但同年底，美洲人權法院裁定這部特赦法有違該國早已簽署之美洲人權公約精神，要求巴西政府應致力排除追求政治案件真相與正義的障礙，這給了羅賽芙操作的槓桿。以回應國際壓力為由，終於在民主化二十多年後，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軍政府時代的人權侵害舊案，為推動轉型正義劃下里程碑式的進展。目前，在調閱檔案與傳喚證人後，相當程度地擴大了社會對獨裁統治的理解，受害者遠比外界原本預期的規模大上許多。

但是，委員會仍有些難以超越的困境，包括沒有起訴權限，被受害者抨擊過於軟弱，只是妝點門面；特赦法壁壘仍在，究責成為奢談；軍方高度戒備，認為這是清算的第一步，從約談到檔案提供處處杯葛。但這些都比不上今年四月間的新聞來得震撼人心，有退役將領在三月時，前往委員會作證，高談過去如何酷刑虐待政治犯、甚至在死後毀屍滅跡，毫無悔意，聲稱這是捍衛國家免受共黨赤化的必要之惡。一個月後他被三名闖入家宅的歹徒勒斃。外界懷疑可能是軍方或情報人員的滅證之舉，委員會與人權團體則擔憂，這會使本來欲提供證詞的加害者噤聲，使拼湊歷史真相更為艱難。

今年是巴西軍方發動政變五十週年，真相委員會預計在今年底結束兩年任期，提出總結報告。巴西經驗的特殊之處在於，是在民主化四分之一世紀後，才開始制度性地推動轉型正義，而一般實務上則多強調，相關工作越早進行越好，尤其是在政體轉型為民主後的「黃金時間」內，因為人民受壓迫的記憶與情感猶新，有很高的動力追求正義，新的民主政府也可標舉民主、人權價值區別於舊政體，提高統治正當性。巴西雖曾長期迴避黑暗歷史，只在千禧年後逐步進行受害者補償。但顯然消極以對，並不會讓歷史陰影自動消散。

雖然羅賽芙在世界杯紛紛擾擾之際，在一封給全國人民的信中，回憶她坐牢之時的世界杯，如何成為團結獄中政治犯們的動力，呼籲應該讓體育超越政治，而被抨擊有操作歷史之嫌。然而，她排除萬難、壓制軍方反彈，成功推動設置真相委員會，開放政治檔案，仍對當代巴西理解歷史有著難以抹煞的貢獻。誠如她在委員會上任時所言，成立委員會的動機不是報復或仇恨，而是讓真相得以透明：「巴西應該得到真相，新世代應該得到真相；此外，那些因為失去親友而持續受苦，彷彿每天都重新死去一次的人們，應該得到真相」。這個曲折的追求轉型正義過程，是否對千里之外的台灣社會面對白色恐怖歷史，有什麼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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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虹靈：2014/06/26

07/2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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