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吃午餐的代價

白吃午餐的代價

在亞當史密夢想的完全競爭市場裏，每一個人的所得都恰等於他對社會的貢獻，而沒有任何「不勞而獲」的財富。這樣的社會看似公平，但是若因而罔顧弱勢的生存權與工作權，那仍舊會是個「沒血沒淚」的社會，也不盡然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以財富獎勵個人的付出並抑制個人的貪懶是必要的，但是稟賦的高低並非個人所能決定，沒必要以財富來獎勵或處罰稟賦不同的人。只要對稟賦較高的人賦予較高的決策權與榮譽，就可以使社會運作更有效率。因此，理想社會裡財富的差距應該只反應個人的付出，而不含稟賦的差異，更不能有不勞而獲。從財富分配的角度而言，離前述原則愈遠的社會，愈是不公不義。

但是，有權有勢的人總會去鑽法律漏洞，以官商勾結、綁架政府來圖謀不勞而獲的利益。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在《不公平的代價》裡就直言：當今貧富差距的懸殊大部分是源自於不勞而獲，而非源自個人對社會貢獻的多寡。

在「新自由主義」的旗號下，台灣的政府也經常配合財閥去把各種不勞而獲的行徑合理化、合法化，其中最令人髮指的有：劫貧濟富的稅制，欺壓勞工的政策，強盜行徑般的土地徵收辦法。

台灣的豪宅稅賦僅及日本的四十分之一，美國的十分之一，形同鼓勵房地產炒作，以致於台北市房價所得比為14.3，高於香港的12.6，大倫敦區的6.9，以及英語國家的所有主要城市。連央行總裁都買不起房子。此外，證券所得與遺產等資本利得稅率嚴重偏低，以致於馬蕭在2008年的競選網站裡都直陳稅賦兩大弊端為：「薪資所得佔報稅所得總額高達75%，有違租稅公平」和「高科技產業實質有效稅率平均為5.8%，傳統產業則為14.8%，造成產業別租稅不公平」。

對富人減稅並對高科技產業多重補貼的結果，造成政府稅收嚴重偏低與國債高築。世界銀行2012年的統計顯示台灣政府稅收僅佔GDP的8%，遠低於中國的17.5%，韓國25.6%，日本28.1%，以及巴西與英國的34.3%，甚至遠低於赤字預算嚴重的美國（24%）。稅收嚴重不足，使政府沒有經費進行必要的服務：台灣的政府支出僅佔GDP的16%，低於政府結構遠小於臺灣的新加坡（17%）和香港（17.3%），更遠低於中國的23%，韓國33.1%，巴西38.8%，日本42%，美國42.2%與英國的51.2%。

假如政府比照韓國與美國，正常徵收各種資本利得稅，政府支出將有機會提高至GDP的32%，如此就會有充足的財源改善國債，以財富重分配扶助貧弱與失業，進行必要的公共建設來帶動景氣復甦，並促進中小企業升級與產業轉型，從而帶動工資自然上漲。如果政府進一步積極引進外商投資，充分發揮台灣教育普及的優勢與學術界的研發能量，產業升級與工資調漲將更非難事。

但是，政府一向縱容資方壓榨勞工與土地，並以各種手段補貼高科技產業，以致於產業界因循怠惰也能獲利，沒有意願去承擔技術升級所要克服的風險以及管理能力的改善。偏偏剛閉幕的全國產業發展會議依舊倒行逆施，在「共同意見」中納入「調整外勞核配比率，鬆綁外勞基本薪資」、「鬆綁工時、定期契約與資遣解雇規範」和「開放藍領外勞申請永久居留」等不利於勞工的項目。一旦這些項目被立法通過，資方將會降低外勞薪資並擴大聘僱人數，從而造成本國勞工失業率上升，而不得不被迫去屈就更低的薪資與勞動條件。這種政策猶如坐以待斃；資方將繼續因循怠惰而不肯升級，而新興國家每次技術水準的提升都將侵蝕台灣的既有市場，而使國內失業率因而再攀升而工資再下降。

此外，政府任令財團、地方政府與大學以興辦各種大學分校以及「科學園區」為名，徵收農地。實則大學分校的建築鮮少利用，而全國科學園區廠房與土地皆早已供應過剩，所謂「國家重大建設」根本是為了要炒作園區與大學分校周邊土地，牟取農地變建地的暴利。然而此舉卻使許多老農失去終生仰賴的謀生之道，晚年生計無著。大學本為社會良知，卻勾結地方政府去斷人生計，這樣的社會還能有何公義可言？

彭明輝

08/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