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審批元(朝)、明(朝)易代：
為什麼明初士大夫思念異族的蒙元，而不愛漢人的大明？
作者=尹敏志
來源=2016年3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1952年4月，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不久的錢穆，應朱家驊之邀赴臺北演講，結果途中演講廳樓頂坍塌，他被巨石砸中腦部，幾乎當場死亡。搶救過來後，錢穆在台中住院，養病間隙，開始讀元明之際士大夫文集，結果卻驚訝地發現：“明初諸人，皆不忘元廷，無意出仕。”不要說鄭玉、葉子奇、楊維幀這些邊緣知識份子了，即使是宋濂、劉基等位高權重的明朝開國功臣，在私下裡也經常流露出輕蔑明朝，崇重亡元的意思，“一時群士心情，實有為後代人所難於想像者。”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於民族主義者錢穆而言，反對胡元和反對蘇俄一樣，對於漢人來說本該是天經地義的。雖然明太祖朱元璋生性殘暴，不吝酷刑，但他畢竟趕走了蒙古人，從此“乾坤洗滌，天地清明”，這些漢人士大夫為何不識“尊王攘夷”之大義，反而以蒙元為“本朝”呢？百思不得其解之下，錢賓四試圖強為之解，說這是因為當時的漢人士大夫已經居於異族統治下幾十年，難免被北方的腥膻所沾染，“心志不免自狹，意氣不免日縮，乃以為斯文所在，即道統所在。”
錢穆：
凡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者，最後皆不免被漢化——這種觀點，幾乎被所有民國學者所認同，其影響延續至今。只是偶爾有呂思勉等人發出微弱的聲音，指出南北朝之後，北方民族的自覺性明顯加強，拒絕被徹底漢化，主張保持民族本位。與中國學者大唱反調、消解“大一統”論的，是日本的東洋史學者，尤其東京帝國大學一系，包括和田清、原田淑人、羽田亨等人。他們強調的是遊牧文明壓倒農耕文明的一面，即中國歷史中被長期貶抑、忽略的“內亞性”。與最近圍繞“新清史”的爭議一樣，當年中日兩國學者的論戰，動機也頗為複雜，摻雜了學術分歧與政治影射。抗日戰爭時期，傅斯年和矢野仁一激辯“滿洲和蒙古是不是中國”，可謂這場論戰的巔峰。
1952年出生的衫山正明，雖然是京都大學的著名蒙元史學者，卻似乎更多地繼承了東京學派的衣缽。新書《蒙古帝國的興亡》上下兩冊，就是這樣一部大東亞視角的蒙元史。作者認為，以1303-1304年海都之死為界，“蒙古東西一片和諧。歐亞大陸以再次得以統一的蒙古為中心，呈現出舒適祥和之態度。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遼闊和平之地，在這裡鋪展開來。”這種論述，明顯與民國學者所描述的野蠻、落後、腐敗的“胡元”大相徑庭。但如果按照衫山的觀點，那元明之際士人對元朝的懷念就是和情合理的，絕非如錢穆所說“不可思議之尤”，大漢族視角和大東亞視角，到底哪種更符合事實呢？
首先，讓我們分析一下衫山正明的論述。在收入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叢書的《疾馳的草原征服者》裡，衫山曾指出，自從蒙古以多部族統一的“兀露絲”形態出現之時起，“它就已經基本上是現成的國家了，而且是組織極善的軍事權力體。”換句話說，與早期的匈奴、突厥、回鶻，以及後期的遼、金、西夏等北方遊牧民族相比，蒙古帝國的成功不單是靠武力，還是“兀露絲”（ulus）這一制度創新。
“兀露絲”制度有點像聯邦國家體系，只不過它適應的是北方民族那種居無定所、隨聚隨散的遊牧生活方式。與中華帝國圈層形的差序朝貢體系不同，“兀露絲”沒有固定的疆域和官署，人畜和物資如水銀一般跟隨戰爭流動。除了要效忠一個共主，聽從其軍事指揮以外，各個“兀露絲”地位平等，互不統屬，宗教信仰與內政也一般不受干涉。允許其他部族以半自治狀態存在，乃是蒙古人的共識，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後，外蒙古宣佈獨立時，還將“中華民國”稱為“中華人民兀露絲”（Dumdadu Arad
ULus），猶見傳統的烙印。
杉山正明：
“蒙古”一詞最早的意思其實是“淳樸、孱弱”，在其崛起之前，周邊有金、西夏、高昌、葛邏祿等強敵環伺，“這些鄰人既擁有知識和經驗，又掌握著豐富的資訊並建立了良好的組織。其策略、騙術以及操縱人的手段是蒙古牧民所望塵莫及的。”蒙古人自知生存下來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廣泛吸納各族人才。所以後來“大蒙古國”真正的意思，並不是指“由蒙古人組成的國家”，而是“一個多民族的混合體，由多個兀露絲組成。”
相應的，蒙古軍隊中除了來自塔塔爾、欽查、康裡等部的蒙古騎兵之外，也有契丹的遊牧軍團，做後勤的畏兀兒人，以及從各地搜刮來的，擔任築城及運輸任務的“哈撒兒”。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蒙古還有水軍。蕭啟慶在其著名論文《蒙元水軍之興起與蒙宋戰爭》裡就曾指出：“在滅金、西征過程中，隨著征戰地理條件的變化，蒙古人不斷吸收各民族的資源與人力，形成一支以騎兵為核心而兼擁步、工、炮等軍種的複合大軍，而水軍則是適應對宋作戰需求而成長的軍種。”
蒙古軍隊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它對平民的大屠殺。對於這點，衫山正明特意為之做了辯護，指出蒙古聯軍在西征到中亞一帶時，忽然開始了數以百萬計的大屠殺，那是因為“在伊斯蘭的史書中，數字表記多用一位元數或兩位數，本身帶有估計的性質”，其實這些地區的人口加起來也沒那麼多，所以資料本身並不可信。而且在尚武的蒙古人的觀念裡，在記敘戰爭時盡可能地誇大殺戮數字，是為了彰顯軍功，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蒙古人的確進行過破壞和殺戮，但並不是人們之前所說的那樣窮凶極惡。”
忽必烈：
衫山所提到的“伊斯蘭的史書”，指的是14世紀初，伊爾汗國（位於今天的伊朗）宰相拉施特主持編纂的《史集》。但細讀此書，就會發現蒙古人“對平民的大屠殺”並非發生在其劍指西亞之後，而是在早期蒙古史中便已非常頻繁。比如突厥部落曾擊敗蒙古人的祖先，“對他們進行了大屠殺，使他們只剩下兩男兩女”，他們躲進人跡罕至的深山，才僥倖延續血脈。而成吉思汗在打敗塔塔兒之後，也下令“在紮撒規定的限度內，一個活的也不留，婦女和幼兒也要殺掉，孕婦剖腹，為的是將他們消滅乾淨。”
每逢大戰之後，必進行斬草除根式的血洗，這是遊牧民族間為爭奪生存空間的常見舉動，並非蒙古特色。其根本原因在於，各個遊牧部落間，生產方式其實基本類似，相互間沒有互補功能，若不能納入“兀露絲”，則存之無益。反而是南方農耕區，有牧區生產不了的茶葉、絲綢、金銀器等物品，需要開榷場以互通有無。所以蒙古在伊斯蘭地區的大屠殺，只是延續了遊牧傳統，他們後來意識到多留被征服地區的活口以徵收賦役，好處似乎更多，於是減少屠城，這其實才是真正的“突變”。
撒馬爾罕城：
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這種轉變最終完成于元世祖手中。1260年，蒙古大軍在巴勒斯坦地區與埃及馬木留克王朝交手，結果以後者的壓倒性的勝利告終。蒙古軍隊不敗的神話被打破，引發連鎖效應，顯示其對外擴張已經到達了其極限。也是那一年，代表西部蒙古勢力的阿裡不哥，和代表東部蒙古的忽必烈之間爆發汗位之爭，總共持續了四年。在決定國家“往東”還是“向西”的路線和權力雙重鬥爭中，忽必烈最終獲勝，全賴背後富庶的漢人補給基地。衫山考證後認為，1260-1264年間，其實蒙古帝國上下都視阿裡不哥為大汗，只是元朝建國後，相關材料被系統性地刪篡了而已。
在忽必烈在奪得蒙古大權時，其實已經是50歲的“老人”了，衫山提醒我們：“這之中所包含的意義十分重要”。在位的35年裡，忽必烈以其成熟的領導能力和判斷能力治理這個國家，“用令人難以想像的扎實與罕見的計劃性，和他的智囊們一起一步步實現了構想規劃的國家藍圖。”在忽必烈把權力中樞從蒙古高原偏向東方後，元帝國的形態也隨之悄然發生改變。
但這種變化，並不是“漢化”兩字能夠解釋的，因為元朝還有成為海洋大國的抱負，這是之前的漢人王朝所沒有的。借助通惠河和白河，船隻從元大都的內港出發，可以直達東海、黃海乃至印度洋；忽必烈派兵二度遠征日本，雖然最終以慘敗告終，但征高麗的海戰卻獲得了勝利；除此之外，元朝還鼓勵與東南亞地區的通商貿易。與這些積極的海洋政策相比，南宋“在海洋上所擺出的是被動的姿態，南宋的海洋活動始終是依存於民間行動的”，更不要說長期實行海禁政策，生生把本國商人逼成“倭寇”的明朝了。
蒙古西征：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衫山才把明朝稱為元朝“極不合格的繼承者”，“忽必烈時期之後的很多遺產，都毀在了大明帝國手裡”。最顯著的就是疆域的大幅萎縮，明朝其實從沒有徹底推翻元朝，只是將其趕回北方而已，結果就是後來蒙古殘餘勢力一直威脅著明朝，亞洲東部陷入“南北朝對立”的分裂狀態中。而在海洋層面，除了永樂朝短暫的航海高潮外，明朝的海禁政策直接導致東西力量逆轉，為19世紀西方侵略東亞埋下了伏筆。
由於“兀露絲”制度的影響，元朝在中國南方實行某種程度的“無為而治”，就連錢穆也不得不承認，像倪雲林這樣的漢人士大夫，在元末生活還是頗為自由的。但明初卻是一個通過國家強制力對社會進行重組的時代，包括基層“裡甲制”的建立，民籍軍籍匠籍的劃分，對於文化人的噤聲和殺戮，都導致明初與元末相較，很多方面出現了倒退現象，萬馬齊喑，“整個社會回到了接近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狀態。”仿佛是為了反駁錢穆，衫山正明認為大明帝國，至少在其初期，才是人類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黑暗帝國”，難怪士人會懷念元朝，把元末比作人間地獄的人，“只能說受到‘中華思想’的荼毒太深了。”
普通读者对于“中华思想”（ちゅうかしそう）一词，可能没有敏感性，这个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流行起来的词汇，按王柯的梳理，指涉的是“汉民族炫耀自己的文化和国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思想。” 對中國的這種自大觀念做最系統剖析的，是京都大學教授那波利貞1936年出版的《中華思想》。“中華思想”說認為，北魏、遼、金、元、清五個王朝統治的年代，加起來相當於中國歷史的三分之一，所以“中華”從來斷裂的而不是連續的。既然如此，那麼中國為什麼不能接受日本的統治呢？
所以錢穆、傅斯年的觀點，其偏頗當然不容否認；但衫山正明這本讀上去給人不少新啟發的《蒙古帝國的興亡》，也不自覺地繼承了日本二戰前的某些危險觀念。衫山此書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過於強調國家權力的作用，其實到了明中後期，很多社會力量的發展，早已溢出了國家劃定框架之外，中西勢力的消長，也並非單個因素能夠解釋，更何況有滿清入關的干擾？元明之際的斷裂與延續，是史學界至今聚訟的問題，衫山的觀點，最終還是一家之言。
04/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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