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台灣民主

從兩個小故事談起台灣民主

前一陣子聽一家台灣新創公司做簡報。他們開發了一個低速動能轉電能的發電裝置，將它安裝在公路上，透過汽車行駛過路面的摩擦力可以產生電力。這種發明能把多餘無用的能量轉換成有價值的電能，非常具有綠色環保價值，但是究竟是否具有充分經濟效益，必須經過實際的路面測試才能準確評估。

於是這個新創團隊向台灣某縣市公路管理單位提出申請，獲得了許可後，他們將發電板裝置在某一鄉村道路上。才開始測試不久，村長便跑來抗議，雖然團隊拿出縣政府公路局的核准公文，村長卻不予理會，強調公路為村民所用，不容外來人士侵犯村民的權益。

這家公司百般無奈，只好半途結束測試。後來遠走印度，才順利地完成了公路實測。

在德國，有一個非常不同的故事。

這幾個月大量敘利亞難民湧入德國，總理梅克爾從人道立場考量，敞開大門，應允接納一百萬難民，這當然對德國的經濟與民生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離漢堡一小時車程的寧靜小鎮Sumte，只有102位居民，牛比人還多。有一天村長收到上級郡長一封電郵，告知他要準備接納1,000名敘利亞難民。小鎮突然多出十倍人口，光照顧他們的吃喝拉睡，已經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更何況這些難民的宗教信仰、語言、價值觀、生活習慣都跟本地人格格不入，小鎮居民原本的寧靜生活肯定被徹底擾亂。村長和上級經過幾番談判之後，上級答應將人數降至750人，並且說：「你有兩個選項，接受，或者是，接受。」，村長別無選擇，只好接受。

這兩個故事兩相對照，難道德國人不比台灣人自由嗎？恐怕不是。難道台灣比德國民主嗎？大概沒人會同意。

台灣許多人喜歡將民主或自由掛在嘴邊，稱之為普世價值，神聖而不可侵犯。其實哪有民主或自由的絕對值呢？實踐民主或自由，最難掌握的是個人與群體的分際。當個人與群體的利益產生衝撞，是否有個大家可以遵循的機制進行仲裁？如果沒有適當的機制，純粹以群體的利益為依歸，就形成專制，如果只以個人的利益為依歸，那就是民粹。大家都遵循機制，機制也能順應時空做有機調整，這才是民主。

民主當然應該由人民當家，但是人民是一個群體組合，而不是一個一個的個人，每一個人都在當家。面對一個國家的政府，全國老百姓應該作主。面對一個鄉鎮政府，鄉鎮的老百姓才是頭家。國家的事務，全國的老百姓做決定，鄉鎮的事務，鄉鎮老百姓做決定。至於那些是國家事務？那些是鄉鎮事務？中央跟地方如何分治？這些眉眉角角(details-細節)都是民主精緻的細節。

就像德國的例子，國家政策決定接受難民，鄉鎮不甘不願，被迫接受分配的名額，這算違反民主嗎？鄉鎮可以用焦土政策來進行長期抗爭嗎？如果所有的鄉鎮一起抗爭，是否可以推翻國家的政策呢？那麼中央的功能在哪裡？

再舉一個極端的例子。美國總統由全國公民選出，國會也由全民選出，但是國會通過的法案，美國總統具有否決權。一人的意見，可以推翻435名眾議員、100名參議員的結論，這樣的系統設計，隱藏著什麼樣的民主精神？

因此真正的民主，不能只停留在人民當家的概念層次，而必須落實在各級政府分權和分治的操作實務。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更重要的是，人民需要建立深厚的民主素養，民主的實踐才能活力十足卻又不至於失序。

相較於東方國家濃厚的宗法社會色彩，西方國家具有明顯的個人主義傾向，一方面個人勇於表達自己不同的意見，另一方面，也養成尊重他人不同意見的習慣，否則眾聲喧嘩，不願意聆聽別人的言論，也等於否決了自己發言的正當性。

宗法社會重視血緣、尊卑、人情關係，因此特別容易產生從眾心態（herd mentality）。一個人做決策的時候，選擇從眾的成本比較低，在智力或情感上都不需要做太多的投資，如果決策錯誤，風險也由大眾一起承擔。在宗法社會裡，從眾的成本與風險更低，特立獨行的代價和風險相對為高，這種社會風氣其實跟民主的精神正好背道而馳。

在網路資訊和社群媒體的潮流下，從眾現象被進一步放大。本來主見不強的人，很容易受到同儕影響，吸引到某一聚落，跟另一個聚落造成對立。對立逐漸發展成對抗，雙方越行越遠，終於失去瞭解對方的機會。

在這樣的氛圍下，少數具有主見的人士，也許不肖於加入無法產生交點的論爭，也許不願無端遭受潑糞，也許出自單純的寒蟬效應，長久以往，退化成社會中失語的族群。

在亞洲國家中，台灣的民主成就當然值得引以為傲。不過如果我們把民主分成三個層次；選舉、制度、素養，很顯然，台灣還只是停留在公平選舉的層次，在制度和素養上，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如果一個人有EQ，一個社會應該也有。人有IQ，社會自然也有。最近台灣許多怪現象被人批評台灣人既理盲又濫情，換句話說，IQ和EQ都有所欠缺。台灣的民主如果想要再上一層樓，在民主制度的設計、以及民主素養的培養上有所突破，恐怕需要社會IQ及EQ的大幅提昇才行。

2015/12/17

作者: 鄭志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