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幸福時光與危險邊際』
韓國近年的崛起，除了知名品牌打入國際市場以外，文化產品如戲劇、流行音樂，表現也很亮眼。韓國書籍已經悄悄攻進了台灣書市，去年版權交易有明顯成長，市場接受度也很高。在這樣的背景裡，韓國「國民作家」孔枝泳的作品被引介來台，去年是關於性侵題材的《熔爐》，今年則是關於死刑題材的《我們的幸福時光》。
在前往對談會場的路上，我領教了台北的交通有多糟。整個城市像一個巨型果凍一樣，承德路塞了一路，信義路又塞了一路。那鬱悶凝滯的狀態，很像與韓國對比之下的台灣。孔枝泳的小說挑戰沈重的題材、引領讀者去思考，銷售量是三十萬本、五十萬本，並且透過翻譯，外銷到其他國家。在台灣，只有藝人、明星的書能夠賣成那樣，國家沒有文化政策，外銷無望，至今只有吳明益的小說在個別版權經理人的努力下突圍。大家都像被封在果凍裡一樣，渾身黏膩，施展不開。
羅勃‧白朗寧（Robert
Browning）曾經說，作家感興趣的是「一件事的危險邊際」，例如「誠實的小偷，心軟的兇手，迷信的無神論者」。孔枝泳的《我們的幸福時光》，就從這樣的「危險邊際」著手。主角是一個家境優渥但是心裡藏著秘密的大學教授，一直企圖自殺。她去探望的死囚，則是自小境遇悲慘，終於訓練自己習慣了暴力與殘忍。
——哪裡來的幸福時光呢？當這兩個天涯淪落人，終於決定放下武裝、互相傾吐心事的時候。
在台北國際書展的藍沙龍，孔枝泳緩緩訴說寫作的起點。她面對自己的人生困頓，想要下筆討論生死的問題，所以創造了一個想死的人與一個被迫要死的人。為了寫此書，她去訪談死刑犯人時常常哭。有一天，一位死刑犯人寫信來，感謝她的眼淚。「有朋友一同哭泣的他，是幸福之人。能擁有為他哭泣之心的我，是幸福之人。我們的幸福時光……」。
在小說裡，啟動這個幸福時刻的，是一位修女。她基於宗教情懷，毫不保留的付出。修女投注的情感像是黏著劑，大學教授與死刑犯人都被修女感動，而慢慢卸除武裝，柔軟地說出心底話。
孔枝泳的小說勾出許多我自己的經驗，因為過去幾年裡，我也和許多死刑犯人通信或見面。台灣的相關規定比韓國緊縮，例如最近逐漸受到矚目的鄭性澤，入獄十年來，從來沒有與母親直接見面，都是透過電視。不久前，經過立委鄭麗君的協助，兩人才終於有機會面對面。至親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可能有機會深刻地談話。而過年前，鄭性澤的律師才莫名其妙地被台中看守所擋在門外，不讓見。為什麼？看守所推說，是台中高分檢下的命令。鄭性澤已對當初偵訊他的員警提出偽證告訴，他自當有權利與律師會面商討訴訟細節，可是在台灣，死刑犯人好像沒有權益可言，全隨「上面」施恩。
孔枝泳寫《我們的幸福時光》雖然是虛構，但卻與現實處處呼應。例如修女的角色，幾乎可以說是修復式正義不可或缺的一個人物範型。我想起投入廢死運動的海倫普雷金修女，她的故事被改編成電影《穿越死亡線》（Dead Man Walking），由蘇珊莎蘭登飾演，那真誠與勇氣令人難忘。又如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屠圖主教，他的書《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更令人動容。這些充滿愛的人物，幾乎沒有例外的，總是傾聽各方的苦難，而謙卑地陪著哭泣。他們沒有高懸某個道德標準或宗教教義，當作指導性的教條；他們促成當事人的和解與療癒，不是靠任何大道理，而是靠他們全心全意地去同感、同理，一同傷心。
對談最後，我問孔枝泳：韓國已經十幾年沒有執行死刑了，被列為實質上廢死的國家；韓國社會如何回應她的小說？她說正反的意見都有，尤其小說改編成電影以後，更是激起廣泛的討論。「媒體是冰冷的，我們從媒體上只有看到罪犯壞的一面，可是我在訪談裡，才看到即使是死刑犯人，也有善良的人性。另一方面，被害者家屬的失落感也是很深重的。我認為重要的是去思考，要怎麼樣才能通向療癒，去彌補那種失落。」
我轉頭望著孔枝泳的側面，她說這段話的時候神情認真，微微皺著眉頭，大約想起了那些受訪者所經歷的痛苦。我想起小林美佳，她原本是個日本普通上班族，被強暴之後決定勇敢說出自己的經歷，並投入被害者自助運動。小林美佳的書《為什麼會是我》裡引了一段歌詞：「為了不讓孩子們成為被害者／也不讓他們成為加害者／在這個城市裡生活／首先應該要做些什麼呢／萬一他們還是成了被害者／或者是加害者的時候／我們絞盡腦汁所能做的／一如以往／了無新意／就只有愛而已」。
真的了無新意，「就只有愛而已」。這也是危險邊際：通過思考死刑議題，去找我們的幸福時光。
06/14/2014
全聯會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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