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偏左意識在哪裡？ (1)
關鍵字:
前一陣子選戰越演越烈的時候，我在無數討論當中看到人們把爭論的焦點放在：「誰是最會做事的人？」然而，「會不會做事」其實對不同的人來說定義南轅北轍，在現代民主社會，選會做事的人固然重要，但是最關鍵的問題應該是：「我們要一個會『怎麼樣』做事的人。」 而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必須回到現代民主代議制度裡一個核心的概念——左和右。
左和右是政治光譜上的這兩個面向，涵蓋的層面很廣，但是在政黨政治中最常被用來劃分對社會正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見解，直接影響一個政黨的施政方針。大致上，偏左的理念包括了資源和收入的重新分配，認為社會進步的指標體現在一般大眾的福利上，試圖干涉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而右派精神認為每一個人的價值都取決於自身，社會的進步來自於個體追求卓越的力量，應該容許市場和資本主義帶來的不平等。在這個光譜上的定位決定了一個政黨在經濟、社會、文化上幾乎所有政策的基調。在民主制度較先進成熟的國家，通常每個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就必須學習和理解這個基本的概念。這個概念為選民和政黨在分析和評估政策方針實提供了一種默契，一套互相理解的語言。當然，這兩種意識形態體現的是每一個人的價值觀和對社會公義的見解，沒有人能斷言孰優孰劣。
很可惜的是，有很多比較年輕的民主國家，雖然進口了整套選舉代議制度，卻對左右概念瞭解不深，甚至帶有很深的誤解。在台灣，我們的義務教育沒有系統地介紹這些觀念，我們固有的歷史經驗也讓我們對所有偏左字眼帶有很盲目的恐懼。偏左思想常常被等同於共產極權，社會主義常和毛澤東和史達林的臉產生聯想。我在這個社會中長大，對政治思想還一知半解的時候，來到了歐洲。頭一年，每當歐洲人介紹自己是左翼Left-wing，還有在街上遇到民眾遊行支持社會主義的時候，我都會下意識地冒冷汗。那時我才驚覺教育和社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妖魔化特定字眼的深刻效果。
現在全球大部分較發達的民主政體，都是以偏左、偏右來區分的政黨理念，而台灣因為左右思想的真空，加上根植於社會的統獨問題，形成了完全以族群背景來劃分的四不像政黨政治。幾年前，我試圖在政治的光譜上定位歐美幾個國家和台灣的政黨，但是卻無法區分臺灣兩大黨。國民黨身為一個典型的建國政黨，一黨獨大幾十個年頭，為社會中的保守力量發聲並不稀奇，而民進黨身為一個帶有草根氣質的資深在野黨，似乎有一種為勞工大眾喉舌的形象，但是如果比較這兩個政黨的實際政策導向，除了中國議題以外，我感覺不到任何決定性的區別。
換句話說，中華民國民主憲政一百多年，也由兩個右派政黨執政了一百多年。這個現象當然會釀成社會隱憂，我想這一代臺灣人都感受到了，這個隱憂讓我們的生育率是世界數一數二的低，讓我們的房價/收入比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高，讓《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提驚呼，台灣的GDP都到哪去了？所以我這幾年來不斷問自己：「臺灣的偏左意識在哪裡？」我不肖想台灣突然出現類似西北歐福利國家的左派政黨，但是出現中間偏左的溫和政黨也許不無可能？
看著最近幾年台灣的公民運動開始發酵，一直到柯文哲的市政白皮書達到一個頂點——如果我們把柯文哲的政見和歐美的偏左政策放在一起，會發現驚人的相似度。重新分配資源，公共房屋和社會照顧，都是典型靠左的語言。所以這次柯文哲的獲勝，我個人把它視為台灣偏左意識的覺醒，是台灣自從普選以來最具歷史意義的一個民主里程碑。
然而就事實來看，在大部分選民不自覺地與左派政策越看越對眼，但是對左右觀點還不太孰悉或帶有誤解的情況下，未來柯文哲團隊可能會面臨的一些危機。因此我想就瑞典這八年來左右派政黨輪替的經驗，提出以下三點，作為臺北市民監督柯政府時的一個參考。
第一、瞭解無論是左是右，都有極限
我覺得清楚左右概念最大的好處不只是讓民眾和政府機關對施政方向更有默契，最可貴的一點，是它也讓選民知道在擁護一個方針的同時，也要做出犧牲。八年前瑞典是由社民黨執政的。社民黨全名社會民主工人黨，就是走出「瑞典模式」，提出以社會主義修正自由市場的瑞典左派大黨。這個政黨上一次開始執政是在九零年代，然而在步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略顯疲態，公共部門膨大，效率不彰，適逢全球金融危機卻無法提出有力的對策。因此在2006年大選，輸給了以瑞典溫和黨為首的右派聯盟。右派聯盟在這八年提倡公共部門資源緊縮，獎勵競爭，全面降低所得稅，增加企業減稅項目，同時瑞典溫和黨籍的經濟部長用鼓勵私人企業和刺激內需市場等策略，帶著瑞典幾乎毫髮無傷地走出了金融危機。然而，就在上個月的大選，右派聯盟失去了關鍵選票，讓社民黨再次成為了議會中的最大黨。
為什麼瑞典今年選擇了社民黨？簡單的說，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在右派聯盟大力「拼經濟」的同時，對社會服務部門也造成許多傷害。舉例來說，右派聯盟發起了所謂的「營利性公共設施」，比方說盈利診所，這些盈利診所就像瑞典的其他公立診所一樣，都是免費的，但是盈利診所可以透過改善效率或是增加病人人數製造盈餘收入。這個方法的目的是導入市場機制，提升競爭和效率。這個策略在診所部份的效果不錯，醫療服務的平均等候時間比以前短了很多，但是在教育部門卻帶來更大的問題，很多盈利中學為吸引學生，有的開始花錢做廣告，有的用每人一台Macbook當作號召，然而為了壓低成本，學校的圖書館、實驗室等公共建設的品質越來越低，用在給每個學生的經費也越來越少。
另外，瑞典很多中產階級也意識到，雖然他們因為減稅，每年多了幾萬塊錢可以去西班牙度假，但是大企業卻在同時享受了更優惠的稅目減免，對國家整體稅收造成的衝擊比他們預期的還大，最後他們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
右派聯盟內閣有很多「會做事」的人，這點民眾也都理解，當溫和黨的經濟部長卸任時，許多社民黨的民眾也給他最大的掌聲和感謝，一位英國的政論記者還開玩笑說，如果你們不要他，可不可以把他借給英國？瑞典人不要他不是因為他不會做事，而是他們已經看到了偏右政府的極限。沒有一個政黨的方針是永久的解答，國內外局勢不斷在變遷，現在瑞典選了社民黨，但是誰也不知道未來瑞典需要的是什麼，政黨只有把皮繃緊了，想辦法讓民眾滿意。人民用手中的選票逼迫政黨不停進行良性競爭，這才是民主代議政治的本意。
吳媛媛（作者台大中文系畢業，瑞典隆德大學東亞政治碩士）
04/13/2015 -全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