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手提箱 (1)
帕慕克諾貝爾文學獎演說：
父親在去世的兩年前給了我一個小手提箱，裏面裝的是他的作品，手稿和筆記。他裝作以前那樣輕鬆玩笑地要我在他走後再看，這個「走」當然是說的是他死了以後。
他說：「翻翻就行了。看看有沒有對你有用的東西。或許在我走後你可以挑選一些發表。」
說這話時是在我的書房裏。在四面全是書的牆的包圍之中，父親想找個地方放下箱子。他左右徘徊，就仿佛一個想把自己身上的痛苦的負擔趕緊卸下去的人。最後，他悄悄地把它放在了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裏。那真是個有點尷尬卻又難忘的時刻。但隨後我們就恢復了常態。平常的輕鬆，俏皮和嘲諷性情立刻顯現出來。我們照例聊了些家長里短，土耳其的政壇醜聞，還有父親一直沒有起色的商業投資，說這些時我們一點都不傷心。
父親走後，我圍著那個箱子轉了幾天，卻碰都沒有碰一下。這個小小的黑皮箱子我太熟悉了。父親旅行的時候總是帶著它。有時上班也用它來裝檔。我還記得小時候父親出差一回來，我就會打開箱子，把裏面的東西都翻出來檢查一番，感受一下古龍水和異域的情調。這個箱子就像是一個老朋友，承載我的童年及過去的記憶。可現在我卻不能碰它一下，為什麼？當然是因為其中的沉重的內涵。
現在就來說說這沉重的內涵。這是一個人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裏面，坐在桌子面前，完全把自己投入到自己的思想表達中——這正是文學的意義。
我摩挲著父親的箱子，還是不敢打開它，可我卻非常瞭解那些筆記本上記的是什麼。我曾經見過父親往它們上面寫東西。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見到箱子裏的東西了。四十年代的時候，父親有一個很的圖書室。他也曾想當一名伊斯蘭詩人，還把瓦雷裏的詩譯成了土耳其語呢。但他不想過那種在一個窮地方寫幾首沒人看的詩的生活。父親的父親——我的祖父——是一個有錢的商人；父親小時和年輕時過得都是很富足，所以他也沒打算要為了文學，為了寫作忍受貧窮。他喜歡生活中精緻的東西——對此我也深表理解。
當然，讓我無法打開父親箱子的第一條就是，我害怕我會看到我不願意看到的東西。父親就是知道這一點才裝作不把它當回事的樣子。作為一個寫了25年書的人，這一情景實在讓我痛心。但我對於父親沒能認真投身文學事業不是生氣……我真正的擔心是發現父親是個優秀作家的可能。這正是我不敢開父親的箱子所擔心的。更糟的是我都不敢公開的承認這一點。因為如果從父親的箱子裏拿出來的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我就必須面對父親身體裏面，存在著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個人。這個可能性太可怕了。因為即便是一把年紀了，我也只希望我父親就是我父親而不是一個作家什麼的。
作家是一種能夠耐心地花費多年時間去發現，一個內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當我談到寫作時，我腦子裏想到的不是小說，詩歌或是文學傳統，而是一個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單獨面對自己的內心的人；在自己的內心深處，他用言語建造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男人或是女人，可能用的是打字機，也有可能利用電腦的先進技術，或者只是拿筆在紙上寫。他寫作的時候可能喝茶，喝咖啡，抽煙，還時不時會站起來，望著窗外在大街上嬉戲的兒童，如果幸運的話，可能還能看到綠樹或是風景；也許他只能面對一堵灰牆。他可以像我一樣，寫詩，寫戲劇，寫小說。同樣都是坐在桌子後面，努力的思考，結果卻大不一樣。寫作就是將他內在的凝視集中到文字上、研究在他回歸自我的內心後，依然人來人往的外部世界。他這樣做時還得從容、執著、興趣盎然。我坐在桌前，日復一日，月複一月，年復一年，不斷用文字填滿空白的稿紙，我感覺自己是在創建一個全新的世界，就像是在自己內心加入了許多人的性情。同樣地，一個人也可以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建起一座大橋或是大廈，我們作家用的材料就是文字。我們把它們放在手中掂量著，揣摸著他們相互之間的銜接關係，有時需要後退到遠處瞧瞧，有時需要用手指和筆尖細細摩挲，衡量再三，東移西湊，在時光流逝中創造出新的世界。
作家的秘訣不在於靈感——因為誰也不知道它來自哪里——而是靠固執，耐心。有一句老話——就是用根針挖井——我覺得就說出了作家的概念。在那些老故事中，我最喜歡Ferhat的那份決心，他可以愚公移山似的追求愛情——我非常理解他。在我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中，當我寫到那個老波斯畫家以一種不變的熱情長年畫著一模一樣的馬，一筆一畫都能倒背如流，閉著眼睛也能畫出那些漂亮的駿馬。我知道我在談論寫作的職業化，和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一個作家講的是自己的故事——要慢慢的講，要當它是別人的故事來講——假如他感覺到這些故事在他心裏已經成熟，他就該坐下來，把自己完全交付這一藝術——它已經被賦予了期待。靈感天使（通常經常光顧一些人而對另一些人卻不大理睬）喜歡有期待，有信心的人。而正是在一個作者感到最孤獨，對自己的努力，夢想及作品的價值最困惑的時候—，—這時他會認為自己的故事僅僅是自己的故事——天使就是選擇在這個時刻給他以故事，圖像和夢來幫他描繪出他想像中的世界。回頭想想那些我為之奮鬥一生的書，我自己都對那些時刻感到驚訝。那些讓我如此癡迷沉醉的句子，仿佛根本不是來自我自己的想像，而是冥冥之中的慷慨禮物。
我害怕打開父親的箱子，看到他的筆記本，還因為我知道他忍受不了我在創作過程中經歷的艱辛。他不喜歡孤獨，而喜歡朋友、人群、沙龍、玩笑和夥伴。可後來我的想法又改變了。這些想法，這些所謂放棄和忍耐才能實現寫作夢想的說法，其實是我在自己的寫作生活和經歷中養成的偏見。不是也有無數才華橫溢的作家是在人群中，在家庭生活裏，在朋友的陪伴和愉快的閒聊中創作的嗎？還有，父親還在我小時候也曾厭倦了家庭生活的單調，離開我們去了巴黎。在那兒——和許多有名的作家一樣——他一個人呆在旅館的房間裏，看自己的筆記。我也知道，那就是現在躺在箱子裏的這些筆記。因為在把箱子給我之前的幾年間，他陸續地告訴我他那一段時期的生活。他甚至還告訴我我孩提時的種種往事，但卻絕口不提他的致命弱點，他的作家夢，還有他在旅館時的身份等煩人問題。他只是大談他在在大街上碰過幾次薩特，看過些什麼書和電影，說起來眉飛色舞，一臉虔誠，就像宣佈什麼重大新聞似的。我成了作家之後，我一直認為這要部分歸功於，我有一個大侃世界知名作家遠勝於政壇高官和宗教領袖的父親。所以我必須在這種背景下來讀父親的筆記，同時牢記對他的圖書室對我的巨大裨益。我要記著父親和我們一起生活的時候，和我一樣就喜歡一個人看書，思考——而並未過多地注意自己的寫作水準。
可當我如此熱切地注視著這個父親留給我的箱子時，我還是感覺到我做不到。父親有時會從一摞書前面的長沙發裏站起來，放下手上的書或雜誌，恍然若夢，長時間的沉靜在自己的思緒中。每當我看到他臉上一幅與我們開玩笑，找樂子和耍貧嘴大不一樣的神情時——也就是他開始內省的跡象——我（尤其是在小時候）就會不安地猜想他又不滿意了。如今，許多年過去了，我體會到這種不滿其實是成為一個作家的特性。要當一個作家，光有耐心和辛勞是不夠的。首先要從人群、同伴、家常瑣事，日常生活中逃離出來，然後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裏。我們乞求耐心和希望，以在筆下創造一個深刻的世界。但這種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的衝動正是推動我們作為的動力。蒙田——一個為內心愉悅而讀書，一個隻聆聽自己的心聲而抗拒他人的嘈雜的人，一個和自己的書的對話發展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的世界的人——當仁不讓地可作為早期現代文學獨立作家的先驅。蒙田是父親經常反復咀嚼的一個作家，也是他一直向我推薦的作家。我喜歡把自己看成是一個作家傳統中的一位成員，不管他們是誰，來自世界的那個角落，他們都一無例外的與世隔絕，把自己關起來只跟書呆在一起。真正的文學始於一個把自己和書關起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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