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大和魂 (2)
日本帝國軍人的協助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聘請二戰期間兵刃相向的敵人做教官,難免會受到中國軍官的抗拒。因此,1950年蔣介石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發表演說,指出國民黨軍在內戰中因為訓練不足使三軍無法相互配合,為了改進缺失,他試圖說服軍官接受日軍教育,並反覆強調需要東方哲學與西方科學相結合(野島剛,2015:411-418)。雖然美軍顧問團並不喜歡白團的存在與蔣介石偏愛白團的立場,但也默許這些日本帝國軍人的活動。直到1963年國民黨軍已完全按照美式編制,影響了白團教育方式,但蔣仍希望即使編制與裝備為美式,部隊也必須具有日式精神(中村祐悅,1996:122)。
蔣介石之所以偏愛日本帝國軍隊的訓練方式,並不僅是因為反攻復國的政策不受美國所喜2,而必須另闢途徑、自立自強,也包括蔣介石本人留日經驗的影響(野島剛,2015:32-93)。然而,其他的原因也包括蔣介石個人對西方教育與訓練的偏見,以及國民黨軍在台處境困窘的現實問題。
蔣認為以前雖曾聘請諸如德國、英國、美國與俄國等教官,但他們皆重視技術而忽視精神訓練,使下屬與部隊在脫離長官的監督後,就「陽奉陰違」、不負責任,使命令無法貫徹而成為烏合之眾(野島剛,2015:413-414)。蔣介石主觀認為西方教官不重視精神訓練,導因於西方官兵普遍具有科學常識,且自小受到的教育養成「自由自動的意志」,而有負責任的精神,但這些條件是中國官兵所沒有的,因此聘請日本教官的用意,在於「惟有以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性能,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道理,這樣訓練,才能真正復興東方固有的道德精神,建立東方的王道文化,完成我們的革命事業,洗雪過去的重大恥辱」(林照真,1996:100-105;野島剛,2015:414-415)3。
二戰前中國陸軍向德國學習軍事現代化。來源: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除了精神訓練的需要外,蔣介石也受制於物資上的不足,而無法採用美式作戰。美式訓練是要求看到敵影就開槍,現代化的後勤體系足以支持部隊無限開火的作戰能力,但二戰中的日本因為物質短缺,故講求彈無虛發,以求每一份資源都能效用極大化,甚至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採用犧牲肉身的方式捨命攻擊。劉進慶(2012)已然指出,國民黨政府在1956年以前的財政支出,有八成是用於國防上,他推論此後的中央歲出也以國防支出為主。然而即使支出如此之多,也無法負擔國民黨軍在作戰時能夠無限開火,何況當時的國民黨軍並未建立現代化的後勤體制。蔣介石逃來台灣的處境,使他無法採用美式的「強者兵法」,而偏愛日式的「弱者兵法」(戴國煇,1996)。
蔣介石為了讓國民黨軍習得「弱者兵法」,進行不少由日本帝國軍人主持或參與的訓練,本文根據中村祐悅(1996)的著作,將1968年白團成員全部撤離台灣之前所主持或參與的訓練項目,整理成下表:
項目名稱
|
訓練對象
|
訓練內容
|
參訓人數
|
圓山軍官團普通班
|
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
步兵操典、師戰術為中心
|
|
圓山軍官團高級班
|
上校少將以上
|
後勤科目與軍戰術
|
801(含旁聽)
|
人事訓練班
|
辦理人事的軍官
|
大日本帝國軍的人事制度
|
約1000
|
聯勤後勤教育
|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高級軍官
|
軍後勤與師後勤
|
約200
|
聯合作戰研究班
|
軍團司令、軍長、師長、國防部高級幕僚
|
大日本帝國陸軍大學教育
|
626(未含最後一期訓練班人數)
|
科學軍官儲備訓練班
|
少數中校、其他為30歲左右的少校上尉
|
大日本帝國陸軍大學教育
|
171
|
戰史研究班
|
少將,尚未擔任實際職務
|
戰史教育
|
71
|
高級兵學班
|
時任國防要職的中將以上
|
戰史教育、國家總動員
|
約120
|
戰術教育研究班
|
中校與少校為主
|
中國教官主講,日本教官監督,提高軍官的戰術教育能力
|
約120
|
教官特訓班
|
參謀大學教官
|
訓練參謀大學的中國教官
|
參謀大學全組教官
|
湖口模範師教育
|
第三十二師(94、95、96團)
|
施行日式訓練,成為「中山師」
|
第三十二師
|
國防部動員幹部訓練班
|
軍人動員、軍隊動員
|
9330
|
*此表不含建立國家戰時動員體制與演習操練的項目。
反思中國軍與大和魂
後進國家向先進國家學習現代化,是無可厚非的事情,蔣介石本人就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其子蔣緯國也曾進入德國納粹陸軍進行實習。然而,對於曾在二戰期間慘烈對日作戰的中華民國而言,白團顯然是一段尷尬的歷史,甚至日本人野島剛也猶豫是否要揭露白團這段歷史,因為這必須考量到當事人的處境,甚至涉及該怎麼詮釋這段歷史(史觀)的問題。有些作品認為,這些日本軍人試圖回報蔣介石戰後對日以德報怨的政策,以及自身堅持反共的意識形態,願意協助國民黨軍進行國共內戰,甚至來台貢獻所長。相較此一具有抱負卻讓個體差異性模糊甚至消失的論述,野島剛與台灣的文史工作者採用另一種觀點,從部分已揭露的日記與通信中,找出來台日本軍人的個人動機,其實不免與個人利益、戰後經濟窘迫,甚至因戰後日本社會對軍人的歧視而試圖另尋舞台有關。但無論如何,蔣介石在台灣轉向發展型國家之前,是投入大量資源打造一個反共的戰時體制,甚至不惜與二戰期間蹂躪自己人民的敵人合作。
◎ 蘇慶軒/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06/06/2015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