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大和魂 (1)
蔣介石的戰爭、國家形成與在臺國（民黨）軍的重建
日本資深記者野島剛的新作《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在台灣翻譯出版，揭露1949-1968年之間蔣介石與二戰日本帝國軍人之間的合作關係。野島剛的新作並非華文世界裡第一部關於白團的作品，已有諸如翻譯中村祐悅的作品（1996），也有台灣記者林照真的採訪成果（1996）、楊鴻儒的研究介紹（1996）與楊碧川的調查與整理（2000）等。日本帝國軍人「介入」國共內戰，並非僅在台灣而已，有些日本帝國軍人甚至在白團成立之前，就已在部分中國戰場上「指導」作戰（2009）。本文並不打算一一介紹這些作品，而是試圖在這些研究的成果上，以國家形成（state
formation）角度理解蔣介石與白團的關係。
今年（2015）是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現在的國民黨政府舉辦不少活動予以紀念，凸顯對日抗戰有著反抗列強壓迫的道德基礎，是為中華民國歷史上最為光榮的一頁。此外，世界各國在面對二戰歷史時，無可避免地要針對戰爭罪行與人權迫害進行檢視與譴責，中華民國也不例外。然而，在時值紀念對日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此刻，是否也該思考，是在怎樣的道德基礎上，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可以前嫌盡釋，在戰後與侵華的日本帝國軍人戰犯合作？如果僅是因為政治現實考量，毋須任何道德基礎即可合作，那麼現在的國民黨政府又應該怎麼面對這段歷史，以及過往譴責日本戰爭罪行的聲明呢？
戰爭與國家形成
現代國家對政治學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在現代國家這個框架與基礎上，才能建立諸如政體類型（regime
types，如民主與獨裁）、政府體制（如內閣制與總統制）或者政黨等概念。不只是政治學者關注現代國家，對於統治者而言，現代化亦隱含著一個思路：當一個國家不夠「現代」時，則任何建立在現代國家之上的制度就會不夠穩固，進而影響政體、政府體制與政黨的運作。
政治學者Tilly（1992）認為現代國家的關鍵，即是國家對人民進行直接統治（direct rule）的能力，而非過往的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形式──亦即在國家與人民之間需要一個統治階層，如地方領主或貴族，他們一方面協助國家統治人民，另一方面從中獲取自身利益。換言之，實行間接統治的國家，會因為此一中介統治階級的存在，而無法深化統治能力，從人民身上搾取（extract）更多資源。
刺激國家發展出直接統治能力的原因，即是戰爭。Tilly（1992）以戰爭解釋歐洲現代國家的形成：近代歐洲國家的統治者為了救亡圖存，必須對外征戰抵禦外侮，同時也要對內鎮壓反抗統治的敵對勢力，由於長年的戰爭迫使統治者必須不斷投入人力與資本，因此統治者必須大幅改革統治方式，一方面用來汲取資源以支持戰爭之所需，另一方面是用來壓制反抗汲取資源的內部勢力。其結果是國家的統治能力大幅提升，排除了過去國家必須倚賴鄉紳或貴族間接統治人民的侷限，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制度直接統治人民，使國家得以打造國族（making nations）、建立軍隊（building army）與提高歲收（raising money）（Tilly, 1992）。一言之，戰爭、備戰與建國是相互影響，使現代國家誕生於歐洲（黃金麟，2009：3-7）。
蔣介石的戰爭與國家形成
戰爭雖然可以刺激國家建立現代而強大的統治能力，但戰爭卻也是兩面刃，能夠扮演摧毀國家的角色。如何在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的壓力下使國家現代化，一直是統治者所要思考與面對的挑戰。然而，後進國家卻有「後進優勢」（advantages of the latecomer），亦即不用透過「試錯」（trial
and error）的方式找出適合的現代化道路，而是可以師法先進國家的經驗，降低試錯所要付出的成本。即使是現代國家的誕生之處歐洲，它們經驗亦顯示，較晚興起的國家雖然要同時面對外部的戰爭與地緣政治競爭壓力，以及內部諸如工業化、都市化與市場經濟發展等變遷，但這些統治者可以對先行國家的發展經驗進行學習，從中找出更多的工具與手段來汲取資源，包括諸如設立現代大學以訓練與提供科技、稅務與行政人才、建立汲取資源更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以及更為專業與現代化的軍隊等，以求在短期內適應與利用社會經濟變遷，在地緣政治競爭下求生存（Ertman, 1997）。
逃來台灣的蔣介石，歷經國共內戰的慘敗後，也有一個建立現代化中國的「中國夢」，但這個現代中國是建築在廣闊的中國領土上，築夢的前提是發動一場反攻復國的聖戰，從中國共產黨手中重奪中國的統治權。顯然，從失敗的經驗中痛定思痛，才能使失敗成為重新建國的資產（黃金麟，2009：121）。
蔣介石（1953）在國民黨來台後舉行的第七次全代會上，歸納失敗的原因，包括思想1、國際外交的失敗、政治上的失敗、經濟上的失敗、教育上的失敗與軍事上的失敗等，來台後必須針對這些敗因進行改進。然而，國際因素顯然困擾著蔣介石，因為國民黨最重要的盟邦美國並不喜歡以他為首的政權，韓戰期間美國總在外交、美援與軍事上處處限制蔣介石反攻復國的企圖（張淑雅，2011）。不為美國所喜的處境，使蔣介石呼籲黨員要體認「革命建國艱險的前途與自力更生的決心」（1953：50）。
於是，與日本帝國軍人交手的經驗，以及這些帝國軍人在國共內戰中的表現，吸引了蔣介石的注意，日本帝國軍人就此走進「自由中國」現代化的舞台。蔣介石引進「白團」協助國民黨政府重建軍隊，並將後勤體制現代化。只不過諸如仲介日本軍人來台的岡村寧次（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白團團長富田直亮（前日本帝國陸軍少將）等以降的日本帝國軍人，在二戰結束後皆因其侵華行為而受到審判或譴責，而具有戰犯的身分（林照真，1996；野島剛，2015）。但由於蔣介石的堅持，中國軍在日本帝國軍人兼戰犯的諄諄教誨下，逐步吸納了大和魂的精神，在台灣重建。
06/04/2015/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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